演化生态学家凯特·拉斯考夫斯基（Kate Laskowski）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新教职开始得不太顺利。2019 年底，她刚入职不过数月，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有研究人员对她的一篇论文表示担忧，那是她在 2016 年与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多产的蜘蛛生物学家乔纳森·普鲁伊特（Jonathan Pruitt）合作的论文代写。
拉斯考夫斯基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读了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德国莱布尼兹淡水生态和内陆渔业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Freshwater Ecology and Inland Fisheries）的博士后，她曾与普鲁伊特合作研究蜘蛛的社会行为。那封电子邮件提到，当时普鲁伊特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实验室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有问题，这些数据记录着个体蜘蛛间的行为差异，但在电子表格的列中包含着奇怪的重复值。拉斯卡夫斯基自己重新梳理了数据之后，最终认为这些数据以及基于此做出的研究都不可信，于是，她在今年年初请求《美国博物学家》（the American Naturalist）撤回论文。她还要继续撤回和他合作的另外两篇论文。
这些研究支持一个假设：个体蜘蛛的行为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这不过是普鲁伊特接受科学期刊杂志审查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一批，而一系列的撤稿和担忧言论让动物行为研究界陷入恐慌，影响了不少合作者，包括许多学生和处于科研生涯初期的研究员。“我这才第一年……开始梦想中的工作，”拉斯考夫斯基告诉《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我一直都盼着启动新项目，然而过去四个月，我用了大量时间收拾烂摊子，处理这些我以为早已结束的旧论文。”
麦克马斯特大学对普鲁伊特论文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关于那些奇怪的数据是偶然出现还是人为操纵，目前尚无定论。（普鲁伊特 1 月份在接受《科学》采访时曾暗示是因为数据管理不当。）然而，这次事件在学界引发的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高级合作者或导师被指控学术不端，甚至被证实学术不端，那些资历浅的研究人员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本身并无过错，但最终还是会受到连带伤害，万达·琼斯（Wanda Jones）说。琼斯是美国诚信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简称 ORI）的诚信研究副主任，该办公室监管着学院机构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工作。琼斯说，每年 ORI 针对学术不端的 30 多起调查中，大约 40% 的结果显示科研项目负责人（PI）是主要责任人，其余的则指向学生、技术人员和其他员工。在每个给定的年份，都可能有几十名年轻研究人员发现自己的研究项目陷入危机，或者在实验室关闭后不得不匆忙寻找新职位——而论文撤稿常常还伴随着学术不端的指控，这让找新职位变得难上加难。
“PI 如果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这对他们的博士后、研究生以及员工们都可能是巨大的不幸。”琼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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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信任的缺失
琼斯指出，学术不端丑闻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最直接的影响常常是心理层面的，包括对个人学术名声和职业前途的担忧，和对学术合作甚至整个科学界的信任危机。“你能看到，这对一个学生来说将会是多么大的创伤。他们可能决定这辈子去再也不做科学研究，而去干点别的事情，”拉塞尔·特雷西（Russel Tracy）说，他是佛蒙特大学拉纳医学院（University of Vermont Larne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生物化学家。
玛丽·安·艾伦（Mary Ann Allen）在 2006 年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当时她和其他五名研究生发现自己的导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古德温（Elizabeth Goodwin），为了申请基金而伪造实验结果。学生们最终向学校行政部门告发了古德温的行为，同年年末，他们向《科学》描述了这段痛苦万分的经历。大学随后裁定古德温确实存在学术欺诈，这让艾伦感到在科学界伪造数据要比她想象的普遍得多。“当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多数科学都在造假。而且我和碰到过这种事情的人谈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艾伦的本能反应是考虑退出研究生院。但她回忆说，后来当她与另一所机构的研究人员联系，表示希望攻读计算机科学学位并寻求建议时，那位研究员温和地鼓励她继续科学研究。“现在我缓过来了，因为我和许多实验室合作过，他们都很努力地在完成自己的研究。”她说，“但在当时……你的想法就是没法再信任科学了。”至于艾伦的同学，有三个人没有完成博士学业就离开了研究生院，但是《科学家》杂志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因此无法确认是否因为古德温事件的缘故。
寻找新的实验室和基金
指控 PI 的学术不端不仅会引发实验室人员的存在危机，还会引发复杂的后勤问题。ORI 调查监管部门主任亚历山大·伦科（Alexander Runko）指出，如果 PI 的职位被彻底终止，那么学生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实验室，不过通常情况下，大学会尝试将学生们重新分配到研究院内部的其他实验室中。
以古德温的实验室为例，艾伦回忆说，除了她本人以外，还有两名学生决定继续学习，他们的论文委员会帮忙找到了新实验室。一名学生不得不开始新的研究项目，而另一名学生继续进行之前古德温指导的项目。艾伦自己则通过认识的一位博士后在一个新实验室找到了职位。最终，她放弃秀丽隐杆线虫的遗传性别决定机制研究，转而研究 RNA 调控，她回忆说：“反正我一直对这个方向挺感兴趣。”所有这三个案例中，虽然学生们最终顺利毕业，但是过渡期还是让博士项目延期了好几年。
琼斯还指出，如果学生的签证、奖学金或者基金与特定的研究人员挂钩，那么留在科学界可能会变得异常复杂，尽管此时大学通常也会尽其所能提供帮助。艾伦及其同学的基金都挂在古德温的名下，当古德温被证实学术不端时，威斯康星大学将金额退还给了联邦政府。最终，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想办法筹集了一些基金来支持这个团队剩余的成员，艾伦回忆说。当德国乌尔姆大学（University of Ulm）的弗里德海姆·赫尔曼（Friedhelm Herrmann）和马里昂·布拉赫（Marion Brach）被指控学术不端时，校方也对在他们实验室工作的实习生提供了同样的支持。这两位癌症研究人员于 2000 年被指控操纵数据（不过两人都否认了指控），艾伯哈德·希尔德（Eberhard Hildt） 当时在他们实验室当博士后，曾就这一丑闻发出警告。他告诉《科学家》，大学随后介入，补上了损失的基金支持。
当学生们或者博士后们准备离开研究机构的时候，实际问题并没有结束。希尔德指出，申请其他地方的职位可能让他们充满焦虑，因为原来的实验室因为学术欺诈指控而名誉受损，即使他们本人并没有卷入丑闻之中。“这后果很严重，因为他们来自以学术不端闻名的实验室，这可不是好的‘推荐信’。”他说。1997 年，希尔德对赫尔曼和布拉赫的研究操作产生了怀疑，于是向一位指导过自己博士论文的前导师透露此事。那位导师不但支持希尔德“吹哨”，还愿意为他寻找新职位写推荐信，希尔德说。如今他是德国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Paul Ehrlich Institute）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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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和名誉问题
希尔德和艾伦都没有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合作发表过论文，但总有人会遇到更麻烦的情况：高级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操纵或者捏造数据，合作发表的论文最终被撤稿，这对科研事业正起步的年轻研究人员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挑战。凯特琳·怀特（Katharine White）是圣母大学附属哈珀癌症研究所（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Harper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的化学生物学家，她说：“在某些时候，你曾经努力付出一切、怀抱真诚信念做出的研究，现在要撤稿，这太可怕了。”怀特在 MIT 读研究生时亲眼见证了学术不端行为，一名高级博士后数据造假，虽然怀特并没有参与这位博士后的任何一篇论文的撰写。“PI（通常）会想方设法摆脱影响。但我不知道卷入学术不端的众多研究生们能不能走出来。”
失去所发表的论文，埃里克·波尔曼（Eric Poehlman）实验室的初级研究员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波尔曼是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研究员，主攻肥胖和衰老研究，2005 年他被指控在研究和基金申请时伪造数据，并承认了指控。几篇论文撤稿之后，波尔曼的博士后们突然发现，一年多的研究结果几乎全部付诸东流。
特雷西当时是佛蒙塔大学负责该学院研究和学术事务的高级副院长，他担心失去论文会影响博士后们未来申请新的职位和基金，于是他和几名高级教职人员组织起来，建议学生们在自己的履历表和基金申请书上解释清楚当时的情况。他还给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基金项目官员写了几封信，“让他们了解这不幸的情况，由于波尔曼博士的不端行为，博士后们的诸多努力无法完全展现在他们的个人履历中。”他回忆说，“我不知道那些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机构有责任帮助年轻研究人员建立自己的科研事业。”
就算是论文发表许多年后因学术不端被撤稿，也可能对研究人员造成影响。一位因为事件敏感性而要求匿名的欧洲研究人员说，2009 年的时候，ta 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了几年，一篇 ta 在博士阶段与丹麦神经科学家米莲娜·彭科娃（Milena Penkowa）合作的论文遭到了撤稿。这名匿名研究员说，为了配合对彭科娃实验操作的调查，也为了澄清自己的名声，ta 不得不重新梳理七年前研究中获得的原始数据；这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了，而且 ta 最担心的就是撤稿会让哥本哈根大学取消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因为这项研究是论文的关键组成部分。研究员还害怕调查新闻的广泛传播会影响到自己的雇主，后来报道已经发展成指控彭科娃“公然伪造”（最后该指控被推翻）。“我当然害怕，怕老板们最后会因为不再信任我而炒了我。”这位研究员回忆说。
幸运的是，ta 的前博士导师采取行动，确保那篇论文不受到撤稿的影响，研究员也能够重新向雇主保证，自己和撤稿论文的可疑部分没有关系。尽管如此，这位研究员说在申请新的工作职位时，ta 只会写“排名前五”的发表论文，免得让未来雇主立刻联想到米莲娜·彭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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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堑，长一智
虽然学术不端行为给涉事的每个人都制造了障碍，但是由此引发的调查和对话也会推动积极的改变，尤其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机构。例如，有感于古德温的行为调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引入了一项官方政策，在其他 PI 发生类似情况时帮助学生找到新的实验室，并保留他们的基金。当艾伦到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担任教职人员的时候，她协助设立了同样的政策。
而对于年轻的研究员本身来说，直面遭指控或者被坐实的学术不端可能会改变他们自身，使他们成为更加勤勉的科学家或者教育者。比如拉斯考夫斯基，她说虽然她将会继续信任自己的合作者，但是如今在分析过程中，她会对研究中所有的数据进行全面的仔细检查。而希尔德尝试鼓励自己的学生对实验结果持开放态度，避免可能导致数据造假的思想产生。怀特和艾伦说他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即使是涉事实验室中与事件无关的科研人员，也能够通过观察事件的发展始末来学习经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动物行为方向博士学位的亚历桑德拉·麦克金图尔夫（Alexandra McInturf）说，普鲁伊特调查的进行让她一直反思着学术界内“不出版就出局”的思维模式，并在今年 2 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记录了这些思考，文章得到了广泛好评。她告诉《科学家》：“我希望普鲁伊特的这次‘数据崩溃’事件，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能为在未来创造更好的科学提供真正有益的发展动力，即使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如今在博尔德，艾伦不仅教授 RNA 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还开了一堂有关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的课程，她说这样做是希望为受到科研不端行为影响的人们创建更好的学界环境。“虽然不是人人最终都会留下来，但既然你要留在科学界，那就要做出好的科学。”
如果导师涉嫌学术不端，你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导师产生了怀疑，请告知他人：诚信研究办公室（ORI）建议人们联系 ORI、学院的诚信研究办公室、与论文发表相关的期刊编辑以及基金申请机构。通常情况下，“如果‘吹哨人’害怕打击报复”， 匿名举报是允许的，ORI 的亚历山大·伦科解释道。
强化专业人脉：在你的研究机构内寻找你信任的其他高级研究员，例如论文顾问委员会成员或者院系领导，他们可以给你提供担保，写推荐信，给出指导建议，艾伦说。“我知道建立人脉很难，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关系真的要比其他方法更有用。”
阅读你的学院政策：许多学院机构都有保护“吹哨人”的政策，有时候也会帮助学生找到新职位。特雷西说：“你要确保自己理解学院能够为你做什么。”
保持透明度：怀特建议，如果你因为撤稿而失去了发表的论文，或者出现了论文发表的空白，你可以在个人履历或者基金申请书上解释原因，强调你在撤稿论文中的工作，“人们会回应那些对自己情况了如指掌的自信的候选人。”
开诚布公地谈论：拉斯考夫斯基建议与有资质的顾问、朋友或者其他涉事学生公开讨论，“尽可能地向其他人寻求更多的支持。”
翻译：https://www.the-scientist.com/careers/when-your-supervisor-is-accused-of-research-misconduct-67581